日内瓦会议是根据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的建议召开的。
这一建议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和印度支那战争法越双方希望停战的愿望作出的。当时，最紧急的任务是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因为朝鲜问题虽然由于美国的破坏也很需要解决，但毕竟已经停止了战争。
停止印度支那战争是1953年11月法国首先提出的，接着胡志明在同月接见瑞典斯德哥尔摩报的记者时，正式表示愿意和法国进行和谈。经过有关方面的促进协商，四国外长会议才达成协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中、苏、美、英、法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法国之所以首先提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是因为当时法国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国内，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在国外，它的殖民统治受到愈来愈强烈的挑战：一是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陷入了困境，二是由于阿尔及利亚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它不得安宁。这样，导致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内部派系斗争加剧，相互倾轧；人民对在越南、阿尔及利亚继续进行殖民战争和殖民统治的不满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它企图以在印度支那停战撤军来解除困境，争得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又可从印支战场抽出兵力去增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以减轻财政负担，缓和政治矛盾。
越南民主共和国之所以响应法国关于和谈的建议，一是因为在军事上印支战争的形势虽然很好，但双方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越南人民军在短时间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政治上可以高举和平的旗帜取得广大的同情，因此想休整一下，喘口气。二是当时美国积极插手印支事务，希望法国打下去。所以，它大力援助法国，提供飞机、大炮、弹药、轻武器，并派出美军顾问团。从1951年到1954年7月，法国用在印支战场中的经费，有五分之四来源于美国，共计26亿美元。美国的世界战略计划就是想独霸世界，在东方要控制东南亚、日本、朝鲜，并取代法国控制印度支那，从而实现对中国的大包围。因此，如何粉碎美国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阴谋，就成了一项紧迫的任务。
当时，印支战场上的军事形势是：越法双方兵力基本上势均力敌。法伪的兵力为48万人，其中法军14万人，伪军34万人；越军的总数为35—40万人。兵力上法国稍占优势；武器装备上，它有飞机、坦克、大炮，特别是海、空军占绝对优势；民心士气是越南占优势。在南方的红河三角洲地区法军占优势，越军只有游击队和若干小块根据地；在北方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越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战略形势也比较有利，但法军的工事很坚固，越军啃不动。双方机动作战的能力，越军略优。总观整个军事形势，双方各有所长，短期内谁也无法彻底战胜谁。因此，双方都想停下来，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军事问题。
既然法国想和，越南想和，苏联等国也赞成和。我们认为，印支和平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如果法国不停火，美国再插手印支，不仅对越南、对印支人民和世界和平不利，对我们中国也很不利，因为美国会一点点地扩大到我国边境，在越南又会出现一个类似朝鲜的局势。这样我们不出兵援越不行，出兵援助将比援朝的困难更大。一是交通线过长，二是深山密林，地形复杂，因此前方给养、武器弹药的供给，都会比在朝鲜困难得多。在朝鲜拖住我们百把万部队，消耗了我们巨大财力物力，如果越南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太不利了。从军事上说，按照朝鲜战争的经验，我们即使出兵，短期内也只能打个平局。所以，在美国还没有插手以前，就以和平方式把印支问题解决好，以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是我们赞成和谈的主要目的。
为了把日内瓦会议开好，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即在1954年4月上旬，苏联曾就友好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问题同周总理和胡志明主席进行磋商。当时，总理率乔冠华、陈家康和我去苏联参加苏、中、越三国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和策略，这就为中、越、苏在日内瓦会议的互相配合、密切协同奠定了基础。
从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到7月21日结束，会议可分为两个阶段。从4月26日开幕到6月15日休会，为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交叉进行。有关朝鲜问题的会谈，有18个国家参加，即中、朝、苏和以联合国军为名义侵略朝鲜的15个国家，及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主要议题是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和撤军，朝鲜的局势已不存在停战问题，因为协定在1953年7月就已经签字，这时，朝鲜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和平选举实现南北方统一和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撤离朝鲜。但美国反对和平，竭力阻挠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因此它向15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施加压力，搞了个16国声明，使朝鲜问题在日内瓦会议上无结果而终。6月15日朝鲜问题的讨论结束后，外长级的会谈休会，与下一阶段印支问题会谈无关的各国外长都已离开日内瓦回国。
复会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是专门关于印支和平问题的会谈。在这段会谈中，有9个会议也是交叉进行。一是日内瓦会议本身，叫大会，这是政策性、公开性的，有记者列席。二是限制性的小型会议，发言稿不公开，不让记者到会。大会进行政策性问题的辩论，限制性会议则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由于会议的宗旨是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这就存在着一个国际监督与国际保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限制性会议进行了小范围的讨论。三是以印支谈判的主角——法国和越南为对手的双边军事会议（包括南越保大代表）。主要是商谈停战协定、撤军等。越南要求法国撤军，而法国也要求越南从柬埔寨、老挝撤军。这个会议产生了正式的停战协定。各国代表团都承认了这个协定，这样就有了国际保证。这三个会交叉进行，紧张时几乎是天天开。每个会都有自己的主题，相互关联。
当时中、越、苏三国关系很好，为互相配合，一致行动，三国代表团决定在大会、小会、双边会以外，三家再举行一个协商会，以便研究形势，提出问题，商讨对策。除此以外，为帮助越南与法国谈判，中、越、苏三方还成立了军事参谋会，由三方军事人员参加，每天开会，听取越方代表的汇报，研究情况，提出对策。越方参加人有谢光宝，为越南国防部副部长，是与法国军事谈判的首席代表，也是中、越、苏军事参谋会的越方首席代表，此人曾在法国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头衔，在法国有点影响，但对军事不太懂，知道的情况也不全面；第二个是何文楼，为作战局局长，是实际负责者；第三个是邓性，为作战局副局长，主管老挝方面的事务，是何文楼的助手；第四个为阮清山，当时没名气，后任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苏方参加人有首席代表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菲林科中将，还有一名少将，名字我记不清了。中方参加人有我和林枫、郭英会、俄文翻译马列、越文翻译张樾（当时为中联部一科科长）。
在印支问题的会谈初期，法国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和讨价还价，特别是由于越南人民军于日内瓦会议前夜在奠边府打了败仗，所以法气焰增高，根本不承认越南，公开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幽灵”。因此周总理就向我党中央报告并要求转告越苏党中央，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定要按照预定方针，想法打几个漂亮仗，从而取得于越南谈判有利的军事形势，以此逼迫法国低下头来，面对现实，谈判解决印支问题。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就恰好起了扭转会谈局势的作用。对这一战役，越南的态度是动摇不定的。当时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奠边府集结了22个营1.6万人的精锐部队，准备配合莱州的法军，同红河三角洲的法军主力夹击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府太原。我们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积极建议和协助越南人民军于1953年12月发起了莱州奠边府战役，当即解放了莱州，接着包围了奠边府，这时越南总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露一手，竟然不和顾问团商量也不告诉顾问团就贸然在1954年3月中旬发动了总攻。由于指导思想不对，准备工作很差，结果攻击受挫，吃了大亏。这时越南总部就悲观失望，不敢再打，说越军攻打奠边府的主力已被消灭，无法再打。我们顾问团说为了配合日内瓦会议和改善越南战场的形势，奠边府战役必须打，也完全有条件取得胜利，但要接受教训，充分准备，采取稳扎稳打的攻击战术，万一打不死敌人，就困死它，困不死它就淹死它（因雨季快到了），反正，要坚决消灭奠边府的敌人，不能动摇。为此，顾问团帮助他们分析军事形势，修订作战计划，教他们如何挖坑道、放炸药、攻碉堡、打坦克、打飞机，还把在云南帮越南训练的一个炮兵师调回去参战，又援助了一个多管火箭炮团，这种火箭炮是我们刚刚试制成功的新武器，24个炮营，打出去地动山摇，一片火海，把敌人打得心惊肉跳，我们还派出大量汽车帮助越南运输弹药、器材、粮食，并指导越南部队在奠边府周围修筑了大量工事，现场练兵，完成了总攻的各种准备工作，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于5月初发起了猛烈的总攻，经过激烈的战斗，5月7日全歼守敌法国精锐部队1.6万人，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法国一看形势不妙，以为中国又出了志愿军，于是马上软了下来，5月8日，法国即主动地正式表示求和，宣布停火。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没有奠边府战役的伟大胜利，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是难以达成的，即使勉强达成了，条件也将是苛刻的。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没有中国的大力援助，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奠边府战役打了大胜仗，才造成了日内瓦会议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好协议，以致事隔21年后，即1974年越南和美国经过长期战争和谈判，所达成的巴黎停战协议，也基本上还是1954年日内瓦法越停火协议的再版。因此，后来越南政府把1954年日内瓦会议所达成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停战协议说成是中国把越南革命推迟了21年，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诬蔑攻击。
既然要停火，当然就有个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谁都知道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这是一条规律。当时，越南提出在北纬13度划线，法国提出在北纬20度划，双方争执不休。我们认为这样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主张双方都做些实事求是的让步，根据双方的实际力量以北纬17度划线较好。我们的这一意见，得到了与会各国（除美国外）包括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的一致称赞（胡主席估计对方最多只能让到17度线），终于使问题得到解决。（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编辑：刘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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